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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“大跃进”年代读大学

作者:未知 发布日期:2020-03-27 00:05:30 移动版
“大跃进”时,他是天之骄子,他目睹了“大跃进”粮食亩产13万斤的“奇迹”,他目睹了在“大跃进”光环之下祖母与父亲双双被饿死的惨剧,他经历了自己在“大跃进”光环之下因饥饿而患上肺结核病的事实。
一、突出政治
我是1958年考入广西师范学院(后改师范大学)化学系的。我一进大学,正值“大跃进”。当年,全国已开展轰轰烈烈,如火如荼的“大跃进”运动。当时中央提出 “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总路线,并把总路线、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称为三面红旗。
我们一进大学,就面临一个学期的停课去支援大炼钢铁。当时有个别人想不通,认为该读书不读去大炼钢铁,属于不务正业。但是在当时只能听党的话,党叫干啥就干啥,绝不能有其他糊涂的想法。
本人出身贫农,被系里指定为三个小班中第二小班的团支书,第二学年又被提拔为团总支宣教委员。这是在毛泽东“兴无灭资”的特定时代得到重用。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,若论学识是轮不到我的。古话说“学而优则仕”,我们小班的陈仰和与简舜芝,是各科成绩都优秀的全优学生,应该由他们当干部。但是由于出身不好,没被重用,真是埋没人才。
我们这一届的同学,很多是服从分配而来的,报考的志愿根本就没有师范专业。为了突出政治,巩固师范专业思想,系里布置了讨论。当时有些同学对读师范专业不太情愿,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,他们都怕了,不敢轻易说个“不”字。于是大家都说服从党的需要,党需要我们当老师,就去当老师。由于大家的思想“通”了,我这个团支书就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了。
由于“灭资”,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一定的政治限制。除了高考降低档次录取或根本不录取外,已经录取进入大学的,平时言论和行动都要受到了限制。我记得工业化学课到工厂去见习或实习时,有保卫干部随班而去。一些稍为重要的工厂或车间,出身不好的同学就不允许进去参观,据说是怕阶级敌人窃取机密或泄露或破坏工厂。
由于“灭资”,常常是谈“资”色变。桂林山水甲天下,我们学院就在有名景点皇城内和独秀峰下,但除本学院的景点和七星岩、芦笛岩之外,对很多其他景点,我们都未去逛过。
记得高中文艺会演,我们演的是《黄河大合唱》,本人是大合唱指挥。音乐老师设法借了一套西装,并制了一条领带,让我穿戴上去演出。演出得了优秀奖,为了纪念,我曾穿着这套服装照了半身像。到大学读书时,我送了一张照片给本小班班长张成进。后来我发现,他把相片中的西装和领带全剪去了,只留下一个头像,放在书桌玻璃板下保存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因为在当时穿西装打领带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,属于反对之列。
二、劳动特多
刚入大学,适逢“大跃进”,马上就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大炼钢劳动中去。除了少数人被抽去广西各地搞钢铁生产化验外,大部分人都参加了桂林瓦窑钢铁基地的建厂劳动。当时实行组织军事化、行动战斗化、生活集体化,全学院成立一个民兵师,化学系为防化营,各年级为一个连,一个小班为一个排。我被任命为一年级这个连的连长。整个桂林市市民都参加这里的劳动,真是人山人海,红旗招展,锣鼓喧天。高音喇叭声音覆盖整个工地,到处一片沸腾景象。经过反右派运动后,同学们都生怕被形势抛弃,于是用不着我这个连长做思想发动,个个毫不示弱,积极主动,不怕苦、不怕累地去劳动。不少人一肩挑双担,我班肖俊仁还一肩挑三担。
“大跃进”号召大办工厂、大办农场、大力建校。于是一个学期内,除了大办钢铁劳动外,还得参加其他劳动。我被指定为校办化工厂的副厂长。
第二学期转入正常学习后,每星期有一天去劳动,有时星期天还得去。在农场劳动改造的三个右派,经常在宿舍下面的化粪池捞屎渣挑去农场,我们也一样捞屎渣挑去农场。
由于劳动多、出汗多,内衣很容易烂,当时布票少,提倡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,将线衣易烂的上身换上新的。但是一劳动,新旧交口又烂了,不顶用,白丢钱。
三、“跃进”浮夸
“大跃进”提出“不怕做不到,就怕想不到。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,“一天等于20年,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。这些所谓豪壮语都是一种主观唯心论和唯意志论。
除了生产“大跃进”,教育也提出 “大跃进”的高指标。1958年6月,刘少奇提出在十年内每个县都要办一所大学。接着湖北省于7、8月就提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县县有大学,大学生人数要比现有的40万增多3.5倍~5倍,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乡乡有大学。我到西南乡农场劳动时,看见那里也挂有一个“桂林西南大学”的牌了,进去一看,空空如也。有一个房间门额上写有数学系,里面只有一个算盘。
1958年9月的一天,北京大学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:从8月4日开始,40天内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3400多项,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,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。
得知北大放了科技卫星,我们化学系也组织了一次化学系项目放卫星,全系师生都踊跃参加,先是到图书馆找资料,然后报出所需仪器和药品,若系里库存缺乏,马上到南宁购置。连续两天日夜奋战,几个实验室都灯火通明。最后报上来的,算是科研成果的有65项,其中也标榜有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的和广西首创的。
其实,这些项目只是做了小试,没有做过中试。也没有经过上级或专业机构鉴定,亦没有进行过原料消耗、生产成本、回收率等的经济效益分析,可否推广应用于化工生产,亦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,只是自吹自擂。
在“大跃进”期间,各地都放了粮食生产卫星,广西环江县的水稻产量卫星达到亩产13万斤。三小班的宣教委员潘同学(环江县人)对我们说,环江的高产卫星是假的。由于上级一起布置假现场,供外地人前来参观,结果来参观的人门庭若市、络绎不绝,最后造成环江县粮食局连供应来参观的人吃饭的粮食都没有了,只得赶快到地区粮食局求援运粮回来救急。
四、险遭饿死
由于“大跃进”浮夸,各地都虚报了粮食产量,国家就按虚报数派购粮食。购不上来就对农民进行批斗。结果大大地购了过头粮,生产队的粮食就所存无几了。当时公社还搞公共食堂。尽管粮食很少了,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那晚,仍放了吃饭卫星,任大家吃一顿饱饭。不过那顿饭虽然吃得很胀,但是由于油类和肉类少,吃胀了仍想吃,食欲仍旺盛。国庆过后每况愈下了,口粮一天比一天减少,到后来根本就没有粮食吃了。
当时我爸妈在屋边、路边的闲地种了一些速生的红薯和青菜来救命。但是大队长说,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,派治安队来拔掉。当时想到街上讨饭,因那时凭粮票吃饭,饭店根本就没有剩饭剩菜可乞讨,更没有地主、资本家这些富人家可去乞讨。想逃荒亦无处可逃,只好在家坐着等死。
1961年1月,我放寒假回家,看到我爸饿得骨瘦如柴,我祖母常冲一些盐水来充饥,以至浮肿得不像样了。我当时预想他俩活不到暑假。果然,我回校后,不到三个月,我爸不足50岁,我祖母不足70岁,先后被饿死。
本人也险些被饿死。学院虽然一直都没有停过炊,但是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,粮食定量一减再减,到后来一个正餐只是一两条不太大的红薯,肉类和油类都很少,甚至没有。当时凡是跟吃有关的东西都没得卖。
同学们想出了买一些可当作食物的中药来充饥。其中有绿豆、赤小豆、薏米、元肉、党参、黄芪、淮山、红枣、百合、玉竹等便宜中药。但是不久这些中药也缺货了。
当时出现浮肿的人较多,化学系把浮肿严重的十几个病号(我也是其中之一)集中在一楼几个房住宿,说是要重点照顾,适当增加营养,实际上也没有增加到什么营养。当时还发动我们养小球藻来增加营养,说没有肥料可以用自己的尿作肥料。
我得了严重浮肿病,面肿、脚肿,一按一个坑,很担心这条命还能活多久。后来学院进行统一检查身体,医生说我得了肺结核。这令我更加担心,说不定会跟着阿爸和祖母离开人间。后来我到卫生科看病,韦医生安慰我说,这种肺结核病是营养性的,一旦营养改善了,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毕业后一拿到工资,我就适当增加营养。结果,不到一个学期,到县医院照X光,喜出望外,竟然没有肺结核了。真想不到食物也是药物,而且是更有效的药物。
在“大跃进”年代,作为大学生的我,总算避过了饿死这一关。但是我的两位亲人却被活活饿死了。后来得知,“大跃进”期间全国有3000多万人饿死了,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。这是当时吹牛皮,讲假话,讲空话,不顾人民死活,因此酿成的天大悲剧。
值此大学毕业50周年之际,谨作此文为纪念当年那段难忘岁月。
(作者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、中外合资广西陆川钛白粉厂原总工程师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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